一次和沈从文吃饭，当时要解开一个用麻绳捆得紧紧的东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就能弄开。然而从文先生却抢了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这一个小小的举动，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

    然而，它却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个性。在达官贵人、高等华人眼中，这简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赏的却正是这一种劲头。我自己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土包子”，同那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洋话也不会讲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我并不觉得低他们一等。不是有一些人也认为沈先生是“土包子”吗？

    “四人帮”垮台后，许国璋到我家来过几次。我们谈论当前中国文坛，谈论当前的社会风气，谈论最多的是青年的出国热。我们俩都在外国呆过多年，绝不是什么“土包子”。但是我们都不赞成久出不归，有些人甚至置国格与人格于不顾，厚颜无耻地赖在那个蔑视自己甚至污辱自己的国家里不走。我们当年在外国留学时，从来也没有久居不归的念头。国璋特别讲到，一个黄脸皮的中国人，在民族歧视风气浓烈的美国，往往除了在唐人街混或者同中国人来往外，美国社会是很难打进去的。有一些中国人在那里可以毕生不说英文，依然能过日子，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