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北京晚报》11月1日刊载的《“译”得太远》一文，对Alex先生提出的“现在是该改变翻译习惯的时候了”这一论点不敢苟同，因为“语言习惯”或“翻译习惯”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几千年来自然形成的文化积淀，绝非人为的、外来的力量可以干预和左右的。
语法学家、修辞学家只能对现有的语言现象加以总结和归纳，使之系统化、条理化、而且是不能主观地制定大众必须遵守的“语法规则”，同样，在翻译和引进外来语时，翻译工作者，甚至是大翻译家所做的工作也要经受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使用语言的实践的检验，凡是符合本民族、本文化的语言习惯的翻译就能够获得长久的生命力，流传下去，否则就要改变，一种新的译法就会取而代之，而不管旧的译法使用了多长时间。
Alex先生说：“英语的翻译习惯目的是：交流，而汉语的翻译习惯目的是：介绍，旨在于向中国人介绍外来的事物。”难道英语翻译习惯目的就不是介绍了吗？如Long
March/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所进行的一次震惊世界的英雄的革命壮举，这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没有先例可寻，在翻译这一名词时，英语的翻译家并没有音译为“Changzheng”，而是用音译译为“长途的行军”这难道不是“介绍”吗？长城也是意译为Great
Wall，而非音译的“Wanli
Changcheng”。Shadow Boxing/太极拳在英语翻译时更是明显地意译为“影子拳”。因为太极拳讲究：“眼前有人似无人，眼前无人似有人”，就好像在与影子相搏相竞，这不是非常神妙的音译吗？再来看看大熊猫，大熊猫是中国所独有的珍稀动物，世界各地都没有这一物种，但是，英语的翻译家们也并没有按照Alex先生所说的“英语的翻译习惯目的是：交流”那样去把它译为“daxiongmao”，而是意译为Giant
Panda，而panda的英语翻译就是：“a
large bear like mammal，native to China，having characteristic
black and white markings(生长于中国的大型的像熊一样的哺乳动物，长有具特色的黑白花纹)。”
语言的主人是最广大的民众，外来语的引入最终是要由民众认可、接受和使用的。过去，汉语在引入某些外来语时也是经历了Alex先生所提倡的“汉语的翻译（应为汉语在引入外来语或进行外语翻译时）应当效仿日本和韩国……大量直接引入外来语发音，使之与世界直接接轨……”这一过程的。早在上个世纪初，我国的一些学者（如梁启超等）就是这样引入外来语的，比如：灵感/inspiration就直接音译为“烟士披里纯/”，烟草/tobacco（西班牙语）音译为“淡巴菰”。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不是还满口的这种音译的新名词吗，比如：无产阶级/proletariat音译为普罗里塔里亚特，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bourgeoisie则音译为布尔乔亚，议会/parliament也是音译为“巴力门”。但是，语言实践和社会实践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改变了这种译法，因为它们不符合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另外，在我国古代，一些大翻译家翻译佛经时也尝试使用了音译法，比如唐代翻译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其中有些名词就是直接按照梵文音译的。比如：波罗，正确的读音是“巴拉”，意为“彼岸、对岸”，密多，正确的读音是“米达”，意为“到达”，其中“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就是梵文的音译，今天多少热衷读《心经》的人都对此摇头叹息，其实它们的大意就是：“去呀！去呀！大家一起去呀！迈向生命的圆满！完成生命的觉醒。”（引自耕云的文章）看来音译也有其局限性。
实践是规范语言的尺度，凡是有利于大众语言实践的译法都会得到认可，反之，就要受到改变或淘汰。我们可以向其他民族进行借鉴，却没有必要去进行仿效。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克拉克?威斯勒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在美国，我们很重视独创性，因此对我们认为是模仿者的人表示轻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