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性思维不是模糊的思维。
人类的语言存在大量模糊现象。有模糊语言,就必然有模糊思维。所谓模糊性思维，就是以反映模糊现象为对象的思维形式。
我们应感谢现代脑科学的飞速发展,为模糊性思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使我们在语言学研究中又看到一丝新的曙光。
模糊性思维既有逻辑思维的一般特点，即利用概念进行分析；同时又有形象思维的一般特点，以辐射形式(不是一度的,或不完全是线性的)对形象的信息进行接收或反馈。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模糊性思维才在事实上，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之间架起一座“对立统一”的桥梁。模糊性思维理论的崛起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勿庸置疑，它也必将为我国语言学的研究、外语教学和翻译带来新的生机。自觉地运用模糊性思维来探讨或重新认识外语教学和翻译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现在，我们不妨以初学英语的人,试译一个极简单的英文句子为例,来认识一下模糊性思维的先导作用。他从英文句子获得信息或语义的过程大致如下。
(I)已知这个英文句子向下列单词组成。
1.(me,
my)=我,我的
2.demand=请求,需要,销路,要求
3.be(is,
are)=是
4.quite=完全,相当,非常，绝对
5.modest=谦虑的，有节制的，害羞的，淑静的
(II)已知语法知识：S+V+P(SEN-TENCE)=(汉)“主系表”结构句子
(III)阅读时通过语法分析，又知：
S=my
demands(pron。+n。)
S1=我的请求
S2=我的需要
S3=我的销路
S4=我的要求
V=are(是)
P=quite
modest(adv。+adj。)
假设:
P1=ADV1+ADJ1
P2=ADV2+ADJ2
P3=ADV3+ADJ3
P4=ADV4+ADJ4
ADV1=完全
ADJ1=谦虚的
ADV2=相当
ADJ2=有节制的
ADV3=非常
ADJ3=害羞的
ADV4=绝对
ADJ4=淑静的
(IV)再根据“整体由部分组成”的一般逻辑常识，进行综合求解，即翻译，我们用TR来表示。为了简化起见，每个英文词的相对汉语词义(即注释或解)不使其超过四个，而且不准学生(这里指的是语言学中LEARNER)选择与别人相同的词义(如果该词义有两个以上的话),那末,
TRl(LEARNER
A)=我的请求+是+完全+谦虚的
TR2=(LEARNER
B)=我的需要+是十相当+有节制的
TR3=(LEARNER
C)=我的销路+是+非常+害羞的
TR(LEARNER D)=我的要求十是十绝对+淑静的
实际上，每个学生在试译这个句子时，其思维过程比以上所提到的要复杂得多。比如，以学生A为例,只要他在思维过程中把几个“可变量”或“可变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更换一下——假设,令:
S1=S2
ADV1=ADV3
ADJ1=ADJ4
那末，按照模糊集合原理或一般排列组合算法,他就可以译出4×4×4=64句子来。可是，如果教师按照模糊性思维形式的要求，有意识地限定有关“变量”(这正是所谓教师发挥其主导作用的时候),那末，完全可以把可能出现的误译或似是而非的译文数量大大减少。比如，教师确定：
S=S1
P=ADV1+ADJ1/ADV2十ADJ2+ADJ2
那末，学生A最多也只能降出2×2×2=8种花样来。
如果教师令：
S=S1
P=P1=ADV1+ADJ1
那末,学生A也就只有1×1×2=2种译文了。
这里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包括教材、辞书等对词义的精心筛选等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如何控制句子中有关的“可变量”,是使译文臻于完善的起码要求。然而，如果继续按照上述的一般逻辑思维形式，指导学生进行这种翻译的实践，简且不能使我们再前进一步。保证译文质量的关，是如何调整或控制句中的“可变量”,以及相应地调整或发掘拥有关“可变量”(这里指单词或短语)在特定句子中的准确内涵或外延。一般的逻辑思维没有进行这种“调试”的灵活性，而只有运用模糊性思维这只翻译小舟，才能绕过一个个暗礁，最后到达彼。这是因为模糊性思维，对分析、认识具有多种组成因素的事物，有着一般逻辑思维或形象思维所起不到的作用。它不必以占有精确的数据或详尽的材料作为思维条件。这正如考古学家通过一块出土的猿人头盖骨或几颗牙齿,就能判定或描绘出猿人的整个面貌一样。
影响翻译质量的具体原因很多，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外语能力问题。按一般逻辑思维：
语言能力=LC=P+W+G(语音+词汇+语法)
而用模糊思维来看，则认为语言能力本是语音、词汇和语法这三大要素的简单综合。它要求把相关的事物，有内在联系的事物(或因素)都考虑进去。比如，至少还要把母语的能力(M),所学语言的有关语言环境知识(E),以及P/W/G之间制约关系等等因素考虑进去。
模糊性思维被用来观察外语能力时得出的
结论是：
LC=P十W+G+M+E十……
同一般逻辑思维(即形式化的思维或“精确性”思维)相比，模糊性思维具有灵活性或能动性的特点。而所谓“精确性”思维却没有这种“弹性”；“精确性”思维排除了不确定的模糊因素，似乎很“精确”，但却没有全面反映客观事物。模糊思维从表面上看似乎模糊，实际上在事物的深层结构方面则更准确地把握了事物的精确度。模糊性思维克服了人们思维中的绝对化观念，它的这种“弹性”正体现了模糊性与精确性的辩证统一。因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往往是从模糊性的概念开始，经过认识的深化，即经过模糊性思维，才加深了对事物精确性认识的。实际上，人们认识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模糊性思维。尽管它开始时似乎並不从精确性方面去把握客观事物的细微之处(精确度),但它的可信度是很高的。因此，模糊性思维的分析和判断更接近于事物质的规定性。“精确兮，模糊所伏；模糊兮，精确所依。”这话是有道理的。
使用一般的逻辑思维,如上所述,我们只能译出“我的请求/是/完全/谦虚。”这类尚需加工制作的“毛坯”似的句子，只有进行模糊性思维，即先从总体上把握这个句子,在不断调整有关“变量”或可变因素的过程中，使译文趋于完美——变成可以使人们接受的句子。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点是重要的，其一是根据什么筛选词义，其二是如何判定有关词或短语之间的内在联系。
经验告诉我们，译一个孤立的句子，往往不可能只有一个“解”(译文)。这是因为可变因素没有受到环境或上下文等大前提的制约。当我们把句子放回到特定的语段中去(或者是让它回到它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去)以后，有关的可变因素就大大缩小了。在此基础上，我们便可以先通过肯定一个“变量”(如S1)来“调试”P1中的有关“变量,即ADV1和ADJ1；同时,也可以先肯定P1，再调S1。“主系表”结构的句子象一个天平似的，其中系动词is恰似中间的支点,它本身语义比较空灵，只起个判定的作用,所以没有多大迥旋或调节的余地。调的对象只能是S或P。当我们断定S为“我的要求”时,那末显然,我们就要再调P中的“谦虚”等词了。按照汉语词语搭配的规律（这就是模糊性思维式子中的M因素，即母语能力）,“要求”与“谦虚”是不搭配的。我们只能说“要求合不合理”或“要求过不过分”；不能说谁的要求谦虚。经过这样一番思考，最后可能译出“我的要求不算过分”这样意思的译文来。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任何一个英语单词的注释工作都显得非常重要,尤其是英语教材中单词的第一次注释所留给学生的印象最为重要。有些教材的编者好心求全，尽量把单词可译成汉语的字样或词义都注上,希望学生一下子就掌握，结果往往事与原违。这是因为每个单词多一条注释，就意味着增加一个“变量”,因而也就增加了学生判断上不确定性。这里我们不妨以hand这个单词的注释为例,来说明一下单词应当怎样注释对学生的学习更有利。笔者认为hand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时,只注一个“手”字就足够了，没有必要象词典或工具书那样注释，即“手；(猴子)脚,(动物的)前脚；钟表的针；把柄；(香蕉的)一挂”等等。当然，只注一个“手”字可能会引起一点小小的“混乱”,但是不要紧，学生很快能克服这种现象。例如:
假设hand=手，那末,学生会怎样翻译下边这两个句子呢?
1.Please
write with your right hand.
2.There
are two hands in this old clock.
（1）请用右手写字。
（2）这座老挂钟有
两只手
↓
模糊性思维
In
Ambiguity-Cognition-Way
↓
两个指针
再笨的学生也不会以把第二句，译成“这座老挂钟有两只手”为满足,他必然会延着模糊性思维向现实生活滑去。
这种把“谦虚的”(modest)调整为“不过分”,把“手”(hand)调整为“指针”的思维不是逻辑思维或形象思维，而是我们所说的模糊性思维——人人有这种思维能力。
研究这种模糊性思维推理论及其应用,是当今外语教学思想改革的重大课题。
目前填充式的所谓TOEEL试题满天飞,“题海战术”永无休止，就某种意义来说，也反映了我们外语界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笔者武断地认为那种“非此即彼”“圈圈”训练，虽然能提高学生的识别能力，但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外语能力。基础好的学生通过圈定A/B/C/D,还可能收获大些，对一些缺乏基本阅读训练，词汇量掌握较少的人来说，那简直可以说是在进行语言的游戏。要求学生大量地搞“非此即彼”的选择练习，也从根本上违背模糊思维规律。因为模糊性语言是大量存在的,你硬要学生进行极精确性的思维，便很难收到预想的效果。比如，好多副词(象very,
pretty, quite, rather, fairly,等等)是模糊的表示程度的词，都可以同good一起表示“很好”等汉语的词义；你硬要学生确定用哪个最合适——有多大的意义？词义辨析是要搞的,而且应不遗余力地搞。但是,必须考虑教学的对象和水平。对多数公共外语的学生来说当前“求大同”应是主要的，也就是说要强调掌握上述那些具有模糊概念的词的共性。这样,从实践出发，对教学较为有利。如果不抓这个大的“西瓜”,专去拣“芝麻”，在“存小异”上大做文章，效果是不会好的。
在一次统考中，曾有这样一道圈圈的题：
A十is
made ___B.
(a)from
(b)of
(c)out
of
学生考完了问外籍教师,外籍教师说：
“I
am sure all O.K.”。连以英语为母语的外籍教师,都认为没多大差别的词，我们却要求学生进行“精确性”的分析判断。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可以根m条优点把成果说得完美无疵；但也可以根据n条缺点把成果说得一无是处。这些说穿了,实质上多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译作或是为批评他人的译作而提出的论点，都不能说是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我们认为应跳出传统的定性分析的框框，尽量转为从定量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看来评测机器翻译译文的质量，宜于应用统计学的方法，制订出相应的标准，从量的角度，衡量译文质量总的优劣程度，给人以量的概念。这样,也就不会导致类似于医学上因阑尾手术有万分之一的失误而认为这种手术仍问题重重，也不会因为一例心脏移植的成功而认为问题已无再深入研究的必要。
衡量机器翻译的译文质量，实质上可归结为对编制翻译算法的设计者的翻译水平的总评价，因为计算机并没有再创造的能力，计算机仅仅是实现人的翻译能力的快速再现。熟悉当今计算机的人们都清楚：计算机的“智力”,和人的智力相比，确是微不足道的。利用计算机来进行人类的翻译活动，尚须采用一系列为适应在机器内部进行推理、控制需要的特殊方法，这方面是有待于进一步认真地探索和研究的。但随着对不同自然语言的认识的不断深化，对它们之间对译规律的不断揭示，相信在一定的专业领域里，机器翻译的译文不仅能起到快速提供最新的科技情报的作用，而且会在译文读者身上产生出接近原文读者对原文理解的那种反应。
参考文献
1.
许国璋“论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1986,No1
2.
郑福熙“乔治·穆南论翻译理论问题”《外语教学与研究》1986,No1
3.
谭载喜Eugene A. Nida“论翻译学的途径”《外语教学与研究》1987,No1
4.
郑伟波“试用乔姆斯基理论浅析直译与意译问题”《中国翻译》1987,No2
5.
Makoto Nagao, Jun-ichi Tsujii, Jun-ichi Nakamura, The
Japanese Goucrnment Project for Machine Translation
Computation Linguistics. Vo1. 11, No2-3, 1985
6.W.S.Bennett,
J.Sloucum The LRC Machine Translation System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Vo111, No2-3, 1985
